究竟多大算青年呢？不同的国家、地区和社会组织对于青年的定义都不尽相同 。其实，青年不是某个年龄段，而是一种状态。这种状态，是青春，是理想，是奋斗，是磨砺，更是成长。是不是青年，不能光看岁数，更要看走过的路，做过的事。

　　今天《旗帜》主角的故事，要从他还不满16岁的时候讲起。按大多数人的理解，这只是一个孩子刚刚迈进青年门槛的年龄。本该在学校念书，他却从北京一股脑儿扎到了陕北的农村，一呆就是七年。几十年后，当年那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，已经成长为党的领导核心。他，就是习近平。

　　1968年底的一天，北京八一中学的一间办公室外人头攒动。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火如荼，在校的初高中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。向学校提交注销北京户口的申请，是办理下乡插队手续的第一步。习近平，也站在这个队伍里。

　　办公室负责人齐荣先老师看到习近平主动报名，吃了一惊：因为他在校表现优秀，因为上学早，其实还不到插队的年龄，明年是有可能留北京工作的，这显然要比去八竿子打不着的西北农村好的多。然而，无论怎么劝说，习近平却依然坚决地在申请表里填上了志愿地：陕西延川。要知道，那时他的父亲习仲勋可是一位“副国级”干部，但是因为遭受政治诬陷，仍处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监管审查之中。因为受到牵连，习近平也被打上了“黑帮子弟”的标签。16岁的孩子，就这样背着一个行李箱和姐姐给带的一袋子水果，离开了对他而言看似繁华却动荡不安的北京，踏上了通往未知世界的火车。

　　1969年1月13日，八一中学20多个同学踏上知青专列，辗转3天来到了延川县文安驿公社。公社举行了简短的招待会。各村来接知青的村民，都蹲在墙根院角远远地看着这些从北京来的“高干子弟”吃饭。后来知青们才知道，那天招待他们的白馍和猪肉炖菜，是当时公社能拿出的过年才舍得吃的好饭菜。饭后，习近平等15名知青被分配到了梁家河大队。

　　民以食为天。吃惯了精米细面，遇到了陕北的粗粮，知青们的喉咙都“燥得冒烟”。他们甚至连做饭烧的柴火也不会砍，经常是搂了一堆干草烧不熟一锅饭。吃饭问题只是知青们遇到的第一关。后来，习近平在一篇文章《我是黄土地的儿子》里回忆到，除了“饮食关”，还有跳蚤关、劳动关、思想关。跳蚤咬得大家身上都是奇痒无比的大红包，一抓破就会流血。劳动关就更考验人，大队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十分，而知青们一开始一天只能拿五六分，用陕北话说，“连一个婆姨(女子)也不如”。

　　饮食关、跳蚤关、劳动关，其实都还是皮肉上的困难。对于知青来说，“思想关”才是最难过的一关。很多知青来之前，对于革命圣地延安是怀揣着一种未知的崇敬。可一看到眼前光秃秃的黄土地，有些知青甚至怀疑是走错了路。最初的几个月，由于没有长期的观念，干活也很随意，老百姓对习近平等知青的印象并不是太好。不到两年，周围家庭成分好的知青陆续通过招工、参军的途径走了一大半。相比之下，像习近平这样的所谓“黑帮子弟”，走出黄土高原的可能性在当时看来真的十分渺茫。

　　到梁家河的第一个冬天，苦闷孤独的习近平按捺不住，跑回了北京，又被送到父辈曾经参加革命的太行山根据地。姨和姨夫给习近平讲当年如何做根据地的群众工作，说：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，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？听了长辈的话，习近平回到梁家河。母亲齐心还特意给大队支书梁玉明写了一封信，恳请支书好好管教近平，帮他渡过难关。渐渐地，村里人发现，近平开始变得踏实，劳动上也更加积极主动。到1972年再次回北京探望父亲前，习近平已经是一个可以挣满十工分，与村里人相处融洽的“自家人”，也开始参与村里的各项工作了。

　　从不习惯、不适应到与老百姓打成一片，除了家人的鼓励支持，陕北百姓的接纳包容也至关重要。同在延川县的知青黑荫贵回忆，知青吃的粮食要从大队社员分配的粮食里拿出来，村民却从来不抱怨知青抢了自己的口粮，反而是觉得城里的娃娃来这里受罪吃苦，应该帮他们一把。不仅如此，老乡们还手把手教知青劳动，家中有了一点肉、操办喜事的时候都要邀请知青们来家里做客。老乡们对知青生活上照顾有加，思想上也从来不“看碟下菜”，疏远所谓成分不好的知青。在淳朴的陕北百姓眼里，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，虽然可能是大字不识一个，但是却十分尊重有知识、有文化的“好后生”。在那样的年代下，这样宝贵的品质，就像坚实的臂膀，为知青们撑起了一片晴天，一方厚土。